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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又年在《芝加哥道德论坛》上发表《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

质言之，所谓的生死问题的解决，并非是汲汲追求形体的永生，而是破除对躯壳之己的执着，以回归本无生死之大我。曰：昼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昼。

故修为工夫重在实地处用功，需在应事接物处，让潜藏的习气自然显现，并以良知觉照之力灭除之。无小我之执着，阳明谓之为无我：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自此以往，生死亦就成为心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匪尘心之足搅兮，念鞠育之劬劳兮。第一重为静虑诚意，以止息小我之思虑妄想。

⑦参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13-122页。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清政府的学堂章程虽然遭到批评，但出于尊经卫道的立场，哲学并没有进入当时的大学学堂。

二、通过他者认识自我 ———西方哲学参照下的中国哲学研究 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反思的过程中，研究者逐渐觉得仅仅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来研究中国哲学是不能完全认识中国哲学这个自我的，因此要寻找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哲学。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34(1)参见陈来《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4期。在此意义上，本书的目的亦可谓将古往今来之儒家仁说发展为一新仁学的哲学体系。

并认为编写中国哲学史有两层困难:一是材料问题，二是形式问题。在这一点上自觉地回到1957年会议讨论的问题。

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冯友兰也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要参照西方哲学，其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从形式来看，尽管冯友兰还没有完全走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在内容上其却表现出了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趋势。(1)51关键是如果没有一个参照，这种自己讲是不是中国哲学。

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仁学在儒学发展史上不断被论说，本身就表明了仁体是不断显现的。因此，这部著作实际上并非一部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他还指出，历史主义固然不能脱离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等并不能取代整个历史主义。

但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和教条化的倾向，而且受到苏联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甚重。只有站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交融会合的前景上才能对孔子有真正的认识。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是引进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诠释中国思想的结果。不过当时清政府的一些保守派对哲学则持排斥态度，如1902年颁布的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4年颁布的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均未设立哲学一科。

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自己讲讲的主体无疑是‘自己，‘自己讲也很可能是‘自己照着讲或‘自己接着讲。胡适明确指出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撰写中国哲学史，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但关键是张岱年是通过西方哲学来认识哲学这个类称的。以上几种认识中国哲学的方式，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对于认识中国哲学这个自我的某种自觉。在这一《规程》中，经学的大部分划入哲学门，其余部分则划入文学门和历史学门，如《尔雅》划入文学门，《尚书》《左传》《周礼》等划入历史学门。

如彭国翔说: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立以来，‘中国哲学就一直处在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因此，二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不能完全等同。

(3)241983年，张岱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中也有专门讨论如何分析哲学的概念范畴的内容。28(2)参见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7(1)参见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1)65因此，除了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外，还需要对中国哲学进行当代的建构。

因此，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2)41。51(1)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并非一部中国哲学的史，而是一部在中国的哲学史。现在看来，这些说法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却冒着很大的风险。

因此，有学者从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观点出发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71(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7页。

后人对孔子思想做过种种解释，并由之发挥出成套的新见解。67(2)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页。

这一点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达到了顶峰。(2)13 可以看出，不论1957年会议，还是1979年会议，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固有研究模式的一种反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化、简单化和形式化的做法。

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在冯友兰、任继愈、冯契、肖萐父等人的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反思。中国哲学史的真正奠基之作是于1919年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3)44那么西方哲学是什么呢?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主要包含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大部分。

如果是后者，那么中国哲学就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这些，我们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说明，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而胡乱加以评价。

48(1)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会上主要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对象、任务、哲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其中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

单一范畴可以分为最高范畴(如天、道、气等)、虚位范畴(如德、善、美等)和定名范畴(如命、五行、阴阳等)。余敦康从夏、商、周三代宗教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形成。